在中国当代艺坛，王镛先生是一位学术修养深厚而艺术风格卓立的大家，他在书法、篆刻和山水画多个领域都有丰厚的成果，影响跨越书、画、印“三界”，堪称独特的“王镛现象”。从1980年代开始，他以独辟蹊径的治学方式和脱古创新的创造勇气在书法和篆刻创作上形成崭新的面貌，开拓并引领了书法篆刻新的思潮，为书法篆刻的当代变革与演进作出了可谓历史性的贡献；他通过以书入画的实践形成了自己的山水画风格，也为在新的文化条件下理解“书画同源”的中国艺术特色提供了启发；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在书、画、印三个领域打通学理，融合创造，形成了独特的经验与成就，这是值得不断研究和认识的学术财富。

　　王镛先生是改革开放之初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作为研究生的新一代学人，在那个中国文化复苏的年代，以中央美院教授群体为代表的一批老艺术家重新获得了艺术自由，正值创造的盛年。自少年起就显出慧敏才华的王镛得以步入艺术研究的堂奥，既得李可染、梁树年等先生的亲授，也得当时许多老前辈艺术精神的熏染，在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上贯通实践。作为诸位名家的晚学，王镛的治学态度是追求正典，努力深入传统的书学与画典，在求实求真上苦下功夫，但是作为新时代的来者，他的思想深处又不断涌发起在传承中创新、力求超越传统的学术理想，而后者更是他探索与研究的精神动力。在王镛那里，“超越”首先是学术视野的超越，是在书画历史时间上的超越。他的书法本来就有帖学的功底，也熟识晋唐以来的帖学传统，并以帖学传统中的文人笔意作为自己书法的基底，但是在新的学术追求中，他的目光跨过了帖学传承的时段，朝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乃至更早的上古书法世界，将学术目光投向那些堪称书法源流时段的矿藏，从甲骨文、金文、简书、摩崖乃至砖刻文字中寻找书法的上古踪迹，这就使得自身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书法天地。这种时间的跨越也是空间的跨越，他真正进入了“与古对话”的境地，特别是对书法的缘起与书写的功用价值有了新的体认，对中国书学与印学的发展有了新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所获得的是发现的新知和美学的新感。在发现的层面，他体认到中国书法在“文人书写”成形之前还有更为朴素也更为自由的“民间书写”，这是一条新的矿脉，它将王镛的视野导向了书法历史的纵深之处，一如在莽莽荒原上寻觅到了书写的源泉与蓬勃的自然生机，由此，他大量吸收了上古时期非文人书法或民间书法的遗产，重新铺垫起研究的基土，走向再出发的道路。在审美的层面，王镛更是以独到的眼光看到了上古书法、民间书法的美学品质，那就是极自由与极朴素的书法原生形态，也是中华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在书写上的体现。古代书法已有的碑帖经典一方面丰厚繁茂，一方面也嶂严壁垒，王镛目光的超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仅研究书法的成熟形态，更努力寻找书法的初生形态，从书法的“源头”上分析书写的美学特征。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中，他将感受转化为实践，以实践体现了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王镛的书法风格与众不同，是他在超越性的书法寻踪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在学理上，他肯定了民间书法的价值，在创造上，他在吸收借鉴民间书法的基础上，融会文人书法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的书写风格。在书法体格上，他将篆、隶相融合，遂成自家新态，又将篆隶融入行书，更有内在的新意，他的这种“以融为本”的治学方式和鲜明的实践成果在整个书坛树立起一股新的学术指向，也产生了巨大的学术魅力，可以说，书坛的王镛风格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书法开拓创新的一个重要代表。

　　同样，在篆刻上，王镛更是深谙“书篆同源”的道理，于上古的篆刻遗产中看到了书与篆的神通貌合，看到了笔线书写与金石镌刻本为一体的浑然形态。在方寸世界的研究中，他的篆刻从古代的石印、陶印、铜印、瓦当文等遗存中取用结体，直追古朴天然之趣，在刀法上冲切自如，率性率意，也迅速形成了独家面貌。在当代篆刻界，王镛像一个印学的考古者，拨开历史的谜丛，发现和点化了大量不见历史经传的篆刻资源，是一位在篆刻研究上的远涉者，也是一位及时将秦砖汉瓦魏碑石中的篆刻碎片做学术拼接的一位艺匠。正是他的用心与用力，他的慧眼与敏感，使大量散落在历史烟云中的篆刻矿石熔炼化生，融入笔端刀下，变成了一方方意趣横生的篆刻作品。一如他在书法上的影响，他的篆刻也如不可抵挡的学术新态对篆坛构成影响。

　　绘画也是王镛先生的本业，他在山水画上追随前辈，一直遵循从写生到创造的科学方法，通过走向自然，搜集素材，酿化成作品的意境。他的山水之作以墨色为主，继承了北宋以降的大山大水传统，在整体结构上取密体山水的法则，重在表达山川苍莽、草木森繁的景象。他以书入画，将书法的线条转为山水的造型语言，在丘壑营造和树木造型上运用书写式的线条，用线条组织丘壑形象，尤其使得满幅线条纷呈，紧劲相连，融为一体，充分发挥了线造型的优长，同样形成了鲜明的风格面貌。

　　王镛先生的艺术特征与内涵非笔者能充分研究，但纵观他几十年的艺术人生与创作之路，有几个方面的学术价值是特别值得肯定的。归纳有三：

　　其一，在个性风格与时代气象上达到了内在统一。书法篆刻与中国画的传统都是历史悠久、积累深厚，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是改革时代中国文艺的总体追求，每一位艺术家也在这个方向上用心致力。毫无疑问，王镛的书法篆刻和绘画风格都是鲜明的，既有来自传统的蒙养，更有独创的形态，就其书法、篆刻而言，他的研究路向没有背离传统，而是拓展了传统的维度，对已有的传统进行超越。在书写内容上，他鲜明地体现出文人艺术家的精神追求，又努力表达自己个性的心灵世界，经典的诗词文赋是他经常书写的内容，古代的书论画理也落入他的笔端，他集句撰典，体现向传统致敬的情感，他也书写自作的诗词与章句，表现出文化的情怀。在篆刻上，他以许多研究的心得入印，所篆的内容洋溢出高古的文化格调。在书写风格上，他更是彰显了鲜明的个性，坚持敞开心怀，随性所发，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古拙的钟情倾注入纸上，使得书法和篆刻作品都洋溢出一种天然、奇倔与率真的气息，最为重要的是王镛始终在艺术境界上追求大的格局，这种格局就是积健为雄和落落大方的气象，让人观之畅快淋漓、目清神朗。但是，他的这种个性极强的风格并非个人的行吟独白，而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改革时代的中国文艺需要引领探索的胆略，需要开拓创新的勇气，王镛艺术实践中所呈现的学术理想正是这个时代文化理想的体现，他的书法风格一扫萎靡低俗之气和固步自封之态，对保守的思想是一种冲击，但激荡出来的是一种高昂奋进的精神与雄强豪迈的能量。

　　第二，在视觉美感与笔墨气质上达到了高度结合。在当代书坛与篆刻界日益多元竞发的态势下，王镛的艺术既英华早发又宝刀不老，几十年极为稳健地展现自己的创造才情，也不断丰满自己艺术世界的构成，可以说形成了他自身艺术内在牢靠的结构。他最大的贡献或许不在创造富有个性的风格，而在于创造一种新的视觉美感，这种视觉美感既在他的书法、篆刻和绘画上各自体现出来，又更加鲜明地在他艺术的整体中体现出来，于平正中求变化，于古朴中出文雅，于野拙中见天真，纯然一种精神气象。王镛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艺术书法”这一论断，为当代书坛提高艺术境界做出了重要的提示。他讲的“艺术书法”强调的是书法的艺术性，强调的是比书体和书风更加作为灵魂要义的艺术感染力，在某种程度上，“艺术书法”这一理念切中了中国书坛当下尚存的不足，引发人们更加看重书法在审美上的本体价值，这也是书法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重要意义所在。与此同时，王镛也深知艺术上的视觉美感总是和具体的笔墨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因此他始终注重锤炼自己的笔墨品质，在某种程度上，王镛的书法和篆刻最有魅力的是它们的“笔性”。他在书写的线条上追求古拙，在运笔的舒缓疾驰之际形成线条的细微变化，尤其以苍茫老辣、枯湿相间的笔线构成全幅的节奏，让笔线的美学属性成为语言的表征，也作为情感的载体。他十分善于把握书法作品作为画面的整体感受，在墨色的浓淡、笔线的枯湿上分布有度、节奏跌宕，以笔墨的气质构成作品的视觉美感，在这方面，他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第三，在治学方式与人文情怀上融为一体。王镛在书法和篆刻上长期的实践始终贯通了“研究”二字，作为早已奠定了风格的名家，他并不重复自己，而是不断提出新的课题，以研究的态度思考新的问题，保持了一种严肃的治学精神，体现出学院艺术家应有的担当，始终以一个学者型的书家与画家驻守在学术研究的精神家园。他对许多书法篆刻遗产的考订，他在书论画论上研习的心得，都体现出他的人文情怀，而正是这种人文情怀使得他的治学方式具有相当强的启发性。王镛先生还是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创建者之一，在教书育人上一向坚守正脉，启发和激励学生在深入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导学生在全面素养上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建设贡献了长期的心力，培养了许多书法篆刻青年才俊。在这方面，同样是他人文情怀的体现。

　　王镛先生的书、画、印世界是一个博大的世界，难以短文概之，或曰：以融为本运笔墨，便有别样风骨神。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范迪安

2016年4月